在灾难面前，我们无法回避生命教育的话题。汶川大地震之后，人们提起过生命教育。玉树地震之后，生命教育一定会被大家重新记起。但是，谁又能忍心让灾难成为生命教育的契机？正因为生命是如此的珍贵，所以生命教育必须和孩子们的朗读、做操一样普及。
生命教育，当是唤起生命意识、培养生命智慧、追求生命价值的教育。它首先是“人最重要、生命第一”的教育。人为万物的尺度，生命是人最可宝贵的东西，故而生命高于一切，一切必须为生命让路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地震等重大灾难发生之时，“一线希望，百倍努力”才成为全民族拯救生命的誓言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远离危局享受安宁时光之际，更应当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命运的平静，而不是走向爱惜生命的反面。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，生命最可宝贵，生命最应敬畏。生命教育的首要目的，就是要让这样一个生命意识深入骨髓。
先有生命意识的觉醒，然后才有生命智慧的摸索与习得。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，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，甚至会遭逢命运的大起大落。生命意识觉醒的人自然懂得，不是任何东西都值得以生命相搏。睚眦之争，最宜一笑而过。不拿生命赌气之外，还需避险向生的智慧与能力。对于孩子们的教育，这一门课程必不可少。靠右行走，走人行道，过马路前看信号灯，这些东西不多余，因为它事关文明更事关生命。在地震发生时，到底应该钻到桌下，还是应当趴在桌边，这样的讨论和培训有意义，因为它可能决定生或者死。
汶川地震中，一所学校因为长期坚持疏散演练而创造了师生无一死伤的奇迹。这次玉树地震，当地一所学校在前震时叫醒并转移出所有学生，从而又一次创造了零死伤的奇迹。生命教育是呵护生命的基础，懂得珍惜和敬畏生命，懂得避险常识和救生本领，这样的人生才是足够安全的。现实的误区在于，人们似乎认为惜命是一种无需引导的下意识，而自救本领的培养也是个人化的私事，事实证明这些看法是致命的错误。
生命教育，既不以整体的灾难为前提，也不以个体的悲剧为条件，它仅以生命的名义，必须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获得重要的一席之地。1968年，美国学者杰·唐纳·华特士第一次提出了生命教育的概念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美国等西方GJ逐步规定，要在中小学校实施生命教育。我国内地推动生命教育的开展，则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。哀悼是对逝者的追思，也是对生者的关怀。愿逝者安息，愿生者坚强。从生命的坚强，到生命的灿烂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。面向孩子们的生命教育，就是最需要恒久坚持的要务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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